| 早在1949年底，中共港澳工委一度意圖伺機「解放」澳門，然後以香港九龍工會（工聯會）在港九發起「電車工人罷工」作為契機，挑戰港英政府。當時，以葛量洪總督為首的港英政府強硬鎮壓，釀成1950年初的「羅素街事件」通馬桶，警察進駐工會，撕毀中共國旗及毛澤東像，限制工人糾察活動。再加上周恩來精心策劃1949年11月9日的「兩航事件」，策動中國航空與中央航空的12架飛機機師變節北飛，以及後來爭奪兩航在香港的大批資產，都令港英政府相當通馬桶震怒，以致全面加強監控與打擊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勢力。然後，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港英政府配合美國對中共政權的禁運政策，更加盡力壓制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活動，至少盡力壓抑與平衡左派（共產黨）與右派（國民黨）板橋通水管的明暗勢力，提防他們政變奪權，或者煽惑社會動亂。已故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曾經指出：港澳工委（新華社）曾經在香港政治工作方面，犯過三次所謂「左傾」錯誤。第一次是1951年藉口東頭村大火而組織「歡迎通馬桶粵穗慰問團籌備委員會」挑起警民衝突的「三一事件」及文匯報被查封的事件。第二次是1958年的「中華中學事件」，涉及梁威林、祁烽利用中華中學作政治動員活動，標榜自己成功組織十大鬥爭的所謂「輝煌戰果」。第三次是1967通水管年左派暴動。其實，中國共產黨企圖搞亂、搞垮、搞臭香港的舉措，又何止於此？1952年，港英政府終於忍無可忍，決定防微杜漸，驅逐司馬文森、劉瓊、齊聞韶、舒適等多名左派電影人出境。1955-56年，港英政府本地永和通水管情報委員會編制兩份機密報告，提出一份1800名共黨份子的名單。1961年，港英政府宣佈當時的香港警務處助理警司兼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曾昭科（John Tsang）涉嫌中共間諜，扣查58日，然後遞解出境。當時的大部分通馬桶香港人知悉其事，但卻深感無能為力而作壁上觀，認為香港總比大陸好，不太上心，沒有行動。及至1962年初，香港社會出現另一個重大危機：大陸飢荒難民大逃港。深圳河成為了東方的柏林圍牆，死人很多。因受毛魔發動的大士林通水管躍進運動所累，再加上中共當時強制大批還有飯吃的城市居民遷徙到已經餓死了很多人的農村，廣東省及全國各地飢民不甘喪命，於是翻山越領或者游泳泅渡，蜂擁逃難到香港來。香港人接濟他們，甚至運送物資給大陸家鄉。彼此都深切通水管體會到「先來後到」而安居香港的華人是幸福的，繼續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解放區」華人是瀕死的。換言之，共產中國正是從事反人類罪行的絞肉機，也是香港社會、文化、制度、生活的心腹大患。及至1976年毛魔喪命後，中共的政治通水管高壓才開始放鬆，但卻又因而引起另一波逃港高潮。從抵壘政策到即捕即解，香港力保不失，恪守分立，普遍憎惡共產政權。大家當時所享有的社會、文化、制度、生活，其實是充滿危機感的。無奈、被動、等待。始作俑者，共產黨也。 |
